虞开把作家绑在家里，依然给他食物，让他方便。作家被监禁，也没法写作了，所幸他还有张嘴能和虞开聊天。现在绝不能说虞开是作家的朋友了，我们可以用“绑匪”、“坏人”、“充满正义感的反派角色”来描述这个男人，绝不是“朋友”。

不。

作家自己否认了这个说法，他依然坚持认为那个男人是他的朋友。他理解虞开的痛苦与愤怒，即使现在作家本人是被监禁的受害者。他坚持，要用“朋友”来描述虞开，并且他要求我们也以“朋友”来理解虞开，这样“叙述者”、“被叙述者”、“观众”的地位才是相等的。

然而叙述本身有义务吗？有责任吗？有道德吗？在此，我们仅是以一种自由的方式叙述，不在乎任何文字法则。叙述不能保证这“三角形”是平等的，它只是提出一个问题？

“我们在监狱中。”

作家提出了一个问题，还是没有问号的问题。任谁都在监狱中，至少此刻，被叙述的文字没被规则约束。被约束的只是肉体自由。而我们，我们在说以太。

朋友推门进来问道：

“你刚才在和谁说话？”

“构思啊，宝贝儿，你又不许我用电脑码字，我只能靠幻想构思剧情啊，嘻嘻，我跟你说啊，我……”

“滚你妈的，等我捅死那兔崽子就放你回去发疯，现在你给我乖乖的，别闹。”

“好的哥哥，我不闹，我很乖。”

作家瞪大眼，又眨巴几下。装可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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